新一轮解放思想需要厘清四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是解放思想的原则。解放思想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解放思想的实践看，准确地把握和自觉运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最为困难。原因有三，一是工作作风不深入，官僚主义、唯书唯上，与丰富多彩的实际经济活动存在一定的距离。二是缺乏把握实际的能力，不能根据实际的发展，对既往的实践活动进行理性分析和提升，形成“路径依靠”，甚至落入经验主义的陷阱。三是既得利益扭曲了部分人观察实际的视野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从实际出发往往变成为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形成与思想解放和创新的对立。因此，解放思想首要的仍然是，结合发展的实际，克服种种障碍，贯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
其次是解放思想的标准。解放思想要有目的性，更应有科学性，两者的结合点就是思想解放的标准，应该说，这一标准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和完善的。随着实践的发展，思想解放的目的不仅是解放生产力，而且要提高整个社会的发展质量。解放思想的效果不仅要在发展的量上体现，更应该在发展的质上体现，在发展的统筹、协调和可持续性上体现。同样，在实践中，我们也在探索更科学的思想解放，即在把握规律、尊重规律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推进创新，在把握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具体实际解放思想，并转化为政策和措施。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敢于解放思想，更要善于解放思想，提高解放思想的能力和水平。
再次是解放思想的动力。解放思想往往有超前性和突破性，同时，解放思想也有很大的风险性。只有在存在足够大动力的条件下，人们才会选择解放思想，突破旧约束实现新突破。解放思想的动力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益动力，在突破旧观念中可能形成新方法、新体制、新政策，从而带来更多的利益。上世纪60年代江苏乡镇企业“异军突起”、70年代末安徽农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其解放思想无疑包含着非常强的利益动力。二是责任动力，出于对自己承担的工作或任务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通过创新尽可能地挖掘各种潜力。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是出于“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责任心和担心中国被“开除球籍”的忧患意识，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新事业。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责任心或责任心不强的政治家或企业家，能够反思过去、突破自己、解放思想、力求创新。
能否形成强大的解放思想动力，是决定新一轮解放思想程度和效果的要害。除通过宣传教育示范，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外，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激发思想解放的长效机制。从利益动力方面看，必须保证建立思想解放—创新—利益实现的良性循环路径，防止出现“枪打出头鸟”、“鞭打快牛”等导致的“逆向选择”。从责任动力方面看，要使解放思想从一般号召、自觉行动，通过制度安排变为可考察有监督，让思想僵化和不思进取者承担机会丧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