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这一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体现于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共同体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当中。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9世纪40年代中叶，马克思、恩格斯综合人类认识史的优秀成果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全部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中，实事求是则是贯穿其中的理论精髓。它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理论精华，是将这些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的一条主线。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贯穿其中的理论精髓，才使马克思、恩格斯能够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解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现剩余价值学说，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同样是实事求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下，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于分析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情况，创造性地解决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新的实践材料和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一些人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国外的经验，不仅没能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几次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克服了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鼓励人们从这种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从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通向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七年，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而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但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毛泽东过多地依赖以往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体经验，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深入准确的研究，思想和行动逐渐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了破坏，从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林彪任意割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鼓吹天才论和现代迷信，宣扬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反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四人帮”则大搞形而上学、斗争哲学和历史虚无主义，在政治上主张打倒一切，实行全面专政；在经济上反对发展生产力，攻击四个现代化，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鼓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鼓吹“穷过渡”和“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文化上否定一切，把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和传统，一概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要加以打乱打碎。不仅如此，还制造各种禁区、禁令，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搞得人人自危，人心不稳，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使整个社会处于没有生机、没有活力、停滞不前的状态中。
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证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坚持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胜利发展。否则，就会招致失败，陷入艰难曲折的局面。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然而，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形势依然非常困难。第一，“文化大革命”虽然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宣告结束，但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后果和恶劣影响依然存在；第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当时还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并且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第三，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必要秩序还没有走上正常轨道，国民经济仍处于崩溃的边缘；第四，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还处在僵化凝固状态，各种禁区禁令和条条框框依然束缚着人们，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所有这一切，对于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来讲，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邓小平早在第二次复出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1975年，就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虽然这一工作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就被迫中断了，但它的显著成效以及由此赢得的党和人民的衷心拥护，充分证明了这种做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所以，邓小平于1977年第三次复出以后，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沿着1975年治理整顿指明的方向，进行拨乱反正工作。但是，这次拨乱反正与1975年的治理整顿有所不同。1975年的治理整顿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目的是在许可的范围内，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减轻到最低程度，恢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政治上的安定团结。这次拨乱反正的切入点却不是经济领域，而是思想路线。思想路线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党的思想状况如何，路线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这个党的兴衰存亡。
其实，在他正式恢复职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工作。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讲话时就明确提出两个重要观点：（1）“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2）要用准确完整的观点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看作一个科学的体系。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出来工作以后，就开始领导党的思想的拨乱反正工作。
从1978年5月起，报刊上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表面上看，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场常识的争论，用学术的眼光看，没有任何理论上的深奥性。但深入考察当时的社会背景，就会发现，这场讨论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究竟是以书本、教条为价值取向，还是以实践为价值取向，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怎样评价毛泽东。邓小平大力支持这场讨论。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严肃指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解放军报》6月24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反击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的种种责难，使得讨论能够向纵深进行。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又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的汇报工作时说，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1978年12月，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进行这个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发展”。“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地扩展为全国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进一步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正确评价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创造了思想条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